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旁觀者的冷漠

  
@楔子
 
 
「拍什麼!拍什麼!」戴著黑框眼鏡的年輕男子憤怒地大喊,「我們是人耶!不是動物耶!拍什麼!」
 
 
三樓,資料室。
 
 
我雙手交叉在胸前,站著,盯著才剛帶回來的影片。幾個哭泣的女孩雙手抱頭,躲避鏡頭,從一旁快速走過;男子擋在鏡頭前,阻止攝影追上去,情緒失控,破口大罵。
 
 
另一段畫面,同樣是積鬱已久的他,堵在店舖門口,和警察嗆聲。
 
 
「拿什麼拿!不准拿!走開!」
 
 
我認得他,也不認得他。我認得他,因為一整天都看到他,他低頭默默補貨,不講話;不認得他,因為他只是NOBODY。
 
 
而我們追了一整天的NOBODY,壓迫了他們一整天。
 
 
@第一章
  
 
來自英國的知名保養品牌,台灣代理商經營不善,倒閉,負責人只留給員工一張紙,一箱箱肥皂,以及一早就堵在店舖的眾多媒體。
 
 
趕到現場,鐵門早已拉下一大半,攝影全部被擋在門外,幾個文字好似鑽狗洞地鑽進店裡,手裡拿著麥克風收音,團團圍住收銀台,希望店員可以講一兩句話,像是,「拿不到薪水」、「我們只能賣肥皂」等心酸的發言。橋了很久,攝影終於可以進入店舖拍攝,一場夢魘於焉展開。
 
 
從頭到尾,店員們都不願意上鏡頭也不願意發言。他們怒罵,「不要拍好不好!」「你們擋在這邊,我們怎麼做生意?」「你們一直說不會拍,但麥克風又一直收音。」
 
 
雙方溝通了很久,沒有用,完全沒有共識;逼急了,面對鏡頭,店員終於說出大家想要的BITE。好不容易,鏡頭離開收銀台,擠在小小的店裡拍商品、拍客人、拍結帳,收NS,訪問顧客。然後,有如一陣旋風,衝回公司發1200。
 
 
@第二章
 
 
中午用餐時間,忠孝與敦化路口附近,排了好長好長的人龍,原本定點銷售的路邊攤,紛紛把推車移到下一個巷口。五折出清特賣,賣肥皂賺生活費,門庭若市,服務客人的員工也比早上多;有人在門口招呼,控制進場人數;有的幫顧客挑走某系列的產品,因為那位小姐全包了。
 
 
為了特定新聞角度,我二度造訪,就站在門口堵民眾,問店員,「為什麼不可以XXXXX?」門口的店員是下午才來的生面孔,不懂躲攝影機,有話直說;另一個店員衝出門口,叫我不要拍他們,我說好,把麥克風收進包包裡。
 
 
可是我沒有關。攝影就在她的背後拍攝,收音。
 
 
我得到了BITE。這條新聞可以做了。
 
 
@第三章
 
 
跳樓大拍賣搞得轟轟烈烈,勢必得有人壯烈犧牲。
 
 
兩點半左右,債權銀行的代表帶著檢方和警察找上門,要查封所有的商品;欠債還錢,天經地義,你們老闆還不出來,他的名下財產,就是屬於債權人。
 
 
他們要求所有人離開現場,不准帶走任何東西。店員們拿出老闆留給他們的聲明,激動大喊,「這是我們的東西,你們不可以拿走!」「你們憑什麼拿走我們的薪水!」「你們清點完,東西就會還給我們嗎?」雙方起了爭執,持續了好幾分鐘。
 
 
攝影被警察擋在門口,文字就拿著麥克風,站在店員旁邊收音;像是抓到浮木,她們對我們喊,「你們要幫我們!」債權銀行的代表不斷揮手,想撥開麥克風。鐵門慢慢拉下,正在結帳的、還在逛的客人們一頭霧水,但只得倉皇離去;一陣乒乒乓乓,東西打破了,花盆掉落了,幾個店員氣急敗壞地推出了幾大箱的商品,搬到隔壁巷子裡。捍衛他們,一百零五位員工的,僅存的薪資。
 
 
另一組同事趕來了,把帶子給他們先回公司做新聞,我們這組則繼續留守在門口。往後的幾個小時,一有任何人進出,我們就像是一群餓虎見到羊,撲上去;店員陸陸續續出來,別過頭,遮住臉,掉眼淚,跑給媒體追。小小的騎樓,竟也可以追了一圈。直到有人喊,「放生吧放生吧!」大夥兒才撤下機器和麥克風。
 
 
大概四點半吧,十幾個店員聚集起來,一同出現在門口,終於坦然面對媒體,面對十幾台攝影機。他們拿著聲明,眼眶泛紅,控訴著,「東西是我們的,他們沒有權力查封。」「我們是受害者,什麼都不懂,只知道傻傻地賣,賺我們的薪水。」「老闆很久沒有見到人了!」「大財團查封我們的東西,對付我們這種小蝦米,他們可以請一百個律師,但我們一個也請不起。」「台灣勞工的權益到底在哪裡?!」
 
 
結束回應,發言的店長轉過頭,趴在同事的肩上,一整天的壓力終於隨著淚水迸發,「我對公司很失望」。拍不到的攝影紛紛上肩,衝到前面捕捉哭泣的畫面。
 
 
回報現場最新狀況,請攝影繼續守在現場,我拿著帶子火速衝回公司。
 
 
@第四章
 
 
手機鈴聲響起。攝影打來的。
 
 
「剛剛又發生了衝突,」他飛快地回報,「警察要把東西帶走,結果所有員工全部圍上去,擋住店門口,護住東西,不讓他們拿走,還一邊說,『這是我們的生活費,我們瓦斯費,你們不可以拿走!你們拿走了,我們的水電費怎麼辦!』……」
 
 
@尾聲
 
 
一箱一箱的肥皂,讓警方搬上貨車了;攝影說,這一次,大家很安靜很沉默,沒有再起衝突,這回,連肥皂泡沫都看不到。所有人都撤了,店員、民眾、媒體;他終於可以回來,我也用不著再趕去現場。
 
 
從攝影棚慢慢走回辦公大樓,很累,很累。印帶當了兩次,新聞改了三次。每一步都是踏在刀山上,那麼急那麼快。
 
 
我只想把工作做好,卻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;更可怕的是,當下我並沒有意識到,只是拿著麥克風,希望這群無奈無辜又無名的人,給我很棒的BITE;他們的眼淚以鮮血之姿,餵養鏡頭。
 
 
躺在床上,我驚異自己的冷血無情。要摧毀一個人的同理心,竟然那麼容易。
 
 
如果,這是新聞人該有的冷眼旁觀。如果,市井小民沒有拒絕被拍攝的自由與權力。
 
 
四月十四日,很沉重的一天。我,很悲哀。
 
 
 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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